林世泽 摄

张铭清简介

　　张铭清，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，硕士研究生。1981年，历任人民日报福建记者站首席记者、站长、高级记者，人民日报记者部副主任。1993年，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、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新闻局长、新闻发言人、主任助理。组织撰写中国政府关于台湾问题两个白皮书《台湾问题与中国的统一、1993年》、《一个中国原则与台湾问题、2000年》，《中国台湾问题》（干部读本）、《台湾历史纲要》等重要文献。2008年，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第二届理事会副会长；兼任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、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国防大学兼职教授、北京联合大学顾问、兼职教授。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社会平台主任，首席专家。国家文化软实力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。

　　“文革”十年浩劫后的中国，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，各行各业满目疮痍百废待兴，拨乱反正迫在眉睫。千难万险从哪里破题？千头万绪在何处开篇？

　　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以敢于、善于攻坚克难的魄力和战略家睿智的眼光，抓住了百废待兴的关键——教育。他一针见血地指出：“文革”破坏最大的是教育。1977年10月3日，他在教育部《关于1977年高等教育招生工作的意见》请示报告上批示：“此事较急。”10月21日，在教育部召开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上，他否定了教育部1978年才恢复高校招生的意见，一锤定音：1977年就恢复高等学校招生，而且不再沿袭“文革”中的推荐上大学的办法，恢复“文革”前实行的统一考试制度。

　　就在这一年，全国570多万青年走进了高考考场。100多万青年人的命运由此转折。

　　1978年3月18日，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，邓小平庄严宣告：“‘四人帮’肆意摧残科学事业，迫害知识分子的情景，一去不复返了。”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以诗人的激情欢呼：“科学的春天来到了！”

　　中国社会科学院是受“四人帮”摧残、破坏极其严重的一个单位。十年来被迫停止科研工作造成的恶果，一是业务荒废，资料遗失；二是研究人员青黄不接，后继乏人。为了尽快改变这种状况，及时培养、充实科研力量，1978年初，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，决定招收研究生。

　　正是在这个背景下，几个阴错阳差的偶然的机会，我成为“文革”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第一届研究生。

     暴雨“送”消息，挚友“骗”进场

　　1978年，我在三明化工厂担任宣传干事。4月下旬到三明市委党校学习的路上遇倾盆大雨，只得到我中学同学、患难之交赵大中工作的三明地区农机公司躲雨。

　　我和大中有相同的经历，在三明一中同窗6年后， 1965年成为“文革”前最后一届入学的大学生。毕业后都在三明工作，我在三明化工厂，他在三明地区农机公司。因为在中学期间都担任过学生干部，一直关系密切，在“文革”后期又因反对“四人帮”成了患难之交。

　　在三明工作的几年里，我们联系密切，对“四人帮”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，批判“四人帮”造成的恶果和罪行，几乎成了我们每次讨论的主题。1976年5月3日，我收到一封只有一句话的信：“我明天出差，时间可能比较长，请关照我的老母亲。”但那熟悉的字迹，一看就是大中的。本来我们平时联系都用电话，从来没有写过信，而且这封信既没有抬头，也没有落款，非常奇怪。在我满腹狐疑百思不得其解的第二天，传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：在三明列东繁华的路口，出现了反对“四人帮”大字报，点名批判叛徒张春桥的反动谬论，并公开署上自己的名字赵大中。我急忙赶到列东，钻进人群，赫然看到署名赵大中的那张大字报。一切都明白了，他对“四人帮”的满腔怒火终于喷涌而出。

　　这张大字报轰动福建，乃至全国。两天后，他被“四人帮”以“现行反革命罪”逮捕，被挂上“现行反革命分子赵大中”大牌子，在批斗大会后五花大绑游街示众。

　　大中父亲去世不久，他是家里的顶梁柱。他在作出铤而走险与“四人帮”一搏的决定时，当然明白此举对他的家庭是天塌下来的灾难。在他入狱后的一年多的时间里，六旬老母整天以泪洗面，茶饭无心。为了关照他老母亲，我经常冒着风险，到他门口贴着“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赵大中”标语的家里安慰老人，力所能及地帮助她解决困难。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我第一时间去向他母亲报喜，并告诉她，我们三明一中的老师和同学正在为大中平反奔走呼号。并安慰她，大中很快会出来回家团聚的。但是为大中平反却阻力重重，一年多没有结果。

　　1978年3月，新华社记者来三明采访，我向他们反映了因反对“四人帮”而遭受迫害的赵大中的情况：粉碎“四人帮”一年多了，一个反对“四人帮”的英雄还关在监狱里，没有得到平反。引起了记者的高度重视，表示要向中央反映大中的情况。后来，他们把情况在新华社内部资料《国内动态清样》上刊出。

　　1978年4月15日，看了这一期《国内动态清样》的邓小平立即作出批示：“如反映属实，地市委有关人员是不干净的，为什么省委不抓住这样典型事件，对地市委加以清查和整顿呢！” ［《邓小平年谱》，1975—1997（上）第297页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］

　　福建省委接到邓小平的批示后，立即到三明调查落实。4月28日，三明地委召开群众大会，为赵大中平反。平反后，大中回到原单位三明地区农机公司工作，后来担任了共青团三明地委副书记、共青团中央委员、共青团福建省委副书记。2005年在福建省劳动厅副厅长职位上退休。

　　在大中平反恢复工作后，我们一直沉浸在劫后重生的兴奋中，有说不完的话。就在避雨的这天，我看到了《福建日报》刊登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招生的消息。我指着那条消息对他说，研究生招生恢复了，咱们去试一试怎么样？他却不以为然地说，咱们这些“文革”前入学的大学生，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闹“革命”了，没念几天书，考研？算了吧！他说的也是实情。我们上大学的时候，觉得研究生是高不可攀的，能够考研的大学生可谓凤毛麟角。我们这些被耽误的一代，要考研更是天方夜谭。他这瓢冷水一浇，我也清醒了，考研的一闪念，随之云消雾散。

　　不料第二天，大中给我打电话说，他后来琢磨了一下，考研对我们这些耽误了大学学业的青年，未尝不是个机会。既然有这个机会，何不抓住试一试呢？再说了，大家都被耽误了，情况都差不多，没准能考上呢。即便考不上，也没有什么损失。不去考，当然就没有机会了。大中言之有理，对我们这些耽误了学业又渴望学习的人，学习的机会极其珍贵，考研的机会更是可遇不可求。报什么专业呢？他说他对经济有兴趣，想报经济专业。他建议我报考新闻专业，因为我的作文一直很好，语文老师常常把我的作文作为范文讲评，还获得过三明作文比赛第一名。

　　第二天，我到厂里开了证明，到市教育局去报了名。报名后立即告诉了大中。不料他哈哈大笑说：“你真是个实心眼啊，跟你开个玩笑，你还当真啦！报什么名嘛，你不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，能考得上吗？”既然被他“骗”了，我也得“报复”他：“你既然骗我报了名，下考场时不能没有个认识的人。不行，你得陪我下考场！”于是，在我的“胁迫”下，他报了经济专业。

　　1978年，全国25个省、市、自治区207所高等学校、144个研究机构招收研究生。5月中旬，和我一样渴望读研的6万多学子，走进了全国各地3000多个研究生考场。这些考生有在职干部、应届大学毕业生、在校大中学生、下乡回乡知识青年等，港澳青年也积极报名。因为规定年龄在40岁以下，所以考生的年龄从20岁到40岁，相差几近一代人。这一年招生9000人，全国报考人数与录取比例是7∶1。

    考卷闹乌龙，作文急就章

　　报名后，我还照常上班。因父亲落实政策后忙于搬家，几乎没有备考复习的时间。找了几本与新闻相关的书，也是熬夜看完的。5月1日接到了“准考证”和考试日程表：5月15日上午考政治、下午考外语，5月16日上午考新闻业务、下午考作文。每场考试都是3个小时。

　　除了已经荒废了的英语考试比较吃力外，政治和新闻业务考试，还都自我感觉良好。第二天上午考新闻业务却发生了一个意外情况。我两个半小时完成考卷，检查考卷时，意外地发现了张白纸，翻过来一看，居然是《我热爱党的新闻事业》的作文题。按考试日程下午才考的作文怎么装在上午的试卷袋呢？我赶紧向监考老师报告。他过来一看也急了：“哎呀，这怎么回事？”那时没手机，他赶紧骑上自行车飞奔到城区邮电局，打长途电话到北京询问原因。好在电话很快就接通了。社科院招生办的回答是“信封里有多少就做多少”。

　　当他满头大汗地从邮电局回来，离规定考试结束的时间只有二十分钟。他还没进考场就在门外嚷嚷“赶快做，赶快做，人家要求信封里有多少就做多少”。我只觉得头脑“嗡”的一声，感觉一片空白，心想，这下完了！原来3个小时的作文时间，我要在二十几分钟完成，简直是不可能的事。

　　看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几位监考老师对我深表同情，也许是动了恻隐之心，商量了一下说：“刚才跑去邮局打电话，耽误了十分钟，再给你补十分钟吧。”他们围在我身边，好像比我还着急，都为我捏一把汗……

　　给我加考的这救命的10分钟，每一秒对我的命运都是决定性的。监考老师看着手表，每分钟向我倒计时提醒。当我听到还有最后一分钟时，我不知道自己写了些什么。随着他一声“时间到”，我被迫站起来，颤抖的手握着笔，在作文最后的一句画个句号。监考人员毫不留情地将卷子收走了。

我神情恍惚，喃喃自语：“我连检查一遍的机会都没有，不知有多少错！”看着我写完作文的监考老师却说：“写得不错，不错。”“写得很好，你会考上的。”我知道他们是在安慰我。当我离开考场的时候，才觉得右手胳膊都麻木了，几天后胳膊都伸不直。在场外等我的大中，不知道我为什么延长了考试时间，我告诉他考卷闹乌龙和我半个小时的急就章，他大摇其头，一连声的“不可思议”。我无奈地说，这就是命啊，该我没有读研的命。我问他考的情况，他不愿多说，只摇摇头说，题很难，没有什么准备。我们这对难兄难弟，经过了考研“一场游”，垂头丧气地回家了。

　　后来到北京复试得知，其他地方考场自作主张，下午继续考3个小时，也就是说，在上午漏题后——从中午休息2个小时，加上下午3个小时，等于5个小时做一篇作文！我半个小时的急就章和人家5个小时的精雕细刻有什么可比性呢？肯定没任何希望了。

   复试遭“突袭”，面试见真章

　　当我万念俱灰，把考研这件事淡忘的时候，7月2日，我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招生领导小组复试通知书：7月21日到北师大复试。意外拿到通知，令我大喜过望。因为能够取得复试资格，证明自己的初试成绩还不算太差，虚荣心得到了很大的满足。大中还没有接到复试通知呢。

　　后来，在我入学后得知：为了择优录取，在初试评卷时，阅卷人严把质量关，择优确定复试名单。复试名单先由导师指导小组、教研室、研究室反复酝酿、比较后提出预选名单，再经所、系党委逐个审定通过，最后报党委逐个批准通过，才发复试通知。

　　7月17日，我从三明上车经南平转车，登上福州到北京的火车。买不到坐票，站了两天两夜，于7月19日下午到设在北师大的复试考场报到。参加复试的90个考生，在两间篮球场大的教室里睡通铺，卧具就一张草席，只能和衣而卧。

　　复试日程没有公布，临时通知。第二天上午，参加复试的考生集中到教室后，老师宣布：“今天不考试，安排参观毛主席纪念堂。”

　　到了毛主席纪念堂，瞻仰毛主席遗体不过几分钟。回到北师大后，通知考生到教室开会。等大家坐定后，老师在黑板上写了“毛主席纪念堂参观记”9个字，指着黑板说：“现在复试开始，这是今天复试的作文考试题目，要求写4000字以上。时间是两个小时，现在是9点26分，开始计时，11点26分收卷。”

　　几分钟参观毛主席纪念堂，没有任何准备，这种突然袭击式的考试，考的是临场发挥和知识积累。我调动、挖掘所有的相关毛主席的“库存”，从瞻仰毛主席遗体说开去，追思毛主席的丰功伟绩；从纪念堂的建造阐发，凝聚全国人民对领袖的挚爱……可谓绞尽脑汁，倾其所有。质量如何不好自夸，但4000字以上的数量肯定绰绰有余。

　　第二天面试。考生从一大叠信封中随机抽出考题，只给5分钟的准备。面对5位考官，先回答刚刚抽到的问题，再回答考官的提问。

　　这些题目考的是知识面和积累、应对能力和口语表达能力，根本无从准备。除了个别问题由于缺乏相应的知识和准备，回答得不够理想外，我基本上没有出现无言以对的尴尬场面。两天复试完，如释重负，一身轻松，自我感觉良好。尽管对成绩如何心中没有底，但是能取得复试资格是对初试成绩的肯定，已经很满足了。因为压根儿没有被录取的奢望，当然也没有等候录取通知的焦虑。

　　峰回路转，意外得到幸运女神的眷顾，我被录取了。还是第一次感受到这突如其来的幸福！

　　10月3日，我又一次登上了到北京的列车。两天以后，步出北京站，一眼就看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新生接待站的大红横幅。半个小时后，来到研究生院新闻研究所和新闻系在金台西路的人民日报大院。在报社9号楼，开始了我3年艰苦而愉快的研究生学业。

　　寒窗三年整，终生新闻缘。